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邾国故城遗址位于山东邹城市峄山镇纪王城村周围，是东周时期邾国的都城和秦汉至两晋时期的邹县(驺县)县治，作为都城和县城使用的时间长达11年(公元前614年至公元556年)。17年6月，山东大史文化学院等对该遗址进行发掘时，在一眼西汉水井(J3)内出土了8件新莽时期的铜度量衡器，包括衡1件、权4件、诏版2件和货版1件。每件铜器都有铭文，显示可能铸造于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铭文内容与文献记载的新莽改制有关。为了充分论证这批铜器的学术价值，山东大史文化学院和文化遗产研究院在9月2日举办了专家座谈会，与会学者对这批铜器的铭文内容、制作与使用情况，及其所反映的新莽改制的历史评价和度量衡发展史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专家们一致认为，这批新莽铜器是迄今为止首次经过科学发掘出土，也是一次性集中发现数量和种类最多的汉代度量衡器，制作精良，保存较完好，铭文字数多，透露的历史信息丰富而重要，为研究西汉末年王莽代汉并实行货币和度量衡制度改革等重大历史事件，以及我国度量衡发展史等问题，都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另外，这批铜器出自邾国故城遗址的宫殿区"皇台"之上，证明"皇台"范围内应存在汉代官署区，这对研究遗址的城市布局和功能具有重要意义，也为下一步的田野工作提供了重要线索。在此次专家座谈会成果的基础上，本刊约请与会学者对这批重要的考古新材料进一步加以研究，从不同角度阐释其重要的学术价值。现将初步的研究收获予以发表，希望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也期待相关研究的继续深入。12年开始，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合作，对明铁佩城址进行了五次大规模考古勘探与发掘。发掘显示，明铁佩城址是包括内、外两重城垣的大型城址。发现的重要遗迹和遗物，为建立该城址及其所处的费尔干纳盆地出土遗物的时代序列和城址的年代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新出西周青铜器作册吴盉铭文的纪年高达"三十年"，学者多定为穆王时器。本文对吴盉的器形、纹饰、铭文内容详加分析，并联系同一人所作的吴盘、吴方彝以及其他一些有铭青铜器，论证吴盉的年代应为恭王三十年，进一步验证了恭王纪年应在三十年以上的假说。作册吴从恭王后期一直活动到孝夷时期，是西周中期晚段册命铭文中多次出现的一位史官。由吴方彝等器铭文可知，作册吴是西周世族尹氏的宗子。尹氏宗子世袭为"太史寮"长官，在西周王朝中具有重要地位。12年将迎来国家博物馆1周年，本文回顾了23年以来国家博物馆所经历的发展历程。国家博物馆组建后，在"四个相称"建馆方向指引下，研究确定了"国内、**"的建馆目标，提出了"人才立馆、藏品立馆、业务立馆、学术立馆"的办馆方针。遵循"历史与艺术并重"的发展，国家博物馆的新馆建设、文物藏品建设、国博特色的陈展体系建设、公众服务体系建设、安保体系建设和规章制度建设等方面取得了的成就，初步实现了"国内、**"的建馆目标。在鲁西南发现一面东汉晚期带界栏的同向式三角缘神兽镜，为探寻日本三角缘神兽镜的起源地提供了重要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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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壬鼎革之际，赵秉钧作为北洋集团的一位重要人物，发挥了重要作用。具体而言：，武昌起义后，奉袁世凯之命秘密潜赴北京，联手亲北洋的王公贵族，积极筹划维护京师治安，破除京师谣言，避免了京城满汉尖锐对立局面，保证了京师安全。第二，在袁世凯开始转变态度，对党由剿转抚之时，赵秉钧又立即支持南北议和，并赞画袁世凯左右，有效地避免了皇族年轻贵胄们制造的多起反袁举动，解决了袁世凯诸多后顾之忧；上，亦能随势而动，虚与委蛇，策应袁世凯的方略。第三，赵秉钧在清帝退位一事上出力颇多，当清廷御前会议犹豫不决、踯躅不前时，为袁世凯独当一面，充当马前卒，适时游说隆裕、诸亲贵，接受全国共和之大势，最终促成了辛亥和局的实现。世纪7年代绍兴出土了两件有铭东周青铜乐器"配儿钩鑃"，其铭文残损较严重，铭中第二行中有旧释"冢"或"犬"之残字，实际应为"元"字残划。此字与下文连读为"元子"，这里应是一种美称，而并非嫡长子之意。第二行残存的"余"形笔划，本应属某左右结构文字的右半或右上部分，从各方面迹象分析，原字左半当是"邑"旁，是徐国的国名用字。东周时期南方青铜器中"元子"的称谓和人名加"儿"现象等用语用字特征，是有一定分布规律的。"元子"不见于吴、越王室铜器，而极常见于徐国铜器，"儿"字后缀的分布与从南襄盆地向东到淮河流域这片地区有较紧密的联系。再参照其他特征可以推知，该器很可能为徐国灭亡后依附于吴国羽翼之下的徐国贵族所作，是研究灭国后徐国遗民去向和活动的重要史料。二里头文化的14C测年研究早在上世纪7年代即已起步，但据其所构建的二里头文化年代框架，始终与考古学分期方案及天文学推算成果之间存在诸多矛盾。近年来14C数据的屡次修订无疑加剧了这种矛盾，使得二里头文化的编年体系与"陶器敏感范围"及"五星聚合时间"的分歧越来越大，并在一定程度上对周边文化的年代学成果形成了冲击。实际上，这些问题的产生都源于14C研究自身的局限。因此，正确认识采样的偶然性、测定的相对性及拟合环节中考古学背景的不确定性，是探索二里头文化年代的理论基础。除此之外，加强相关学科的沟通与交流，打破"中原本位"意识的束缚也极为必要。总体来看，当前的14C技术尚不足以支撑二里头文化的定性研究，而只宜作为参考。二里头文化的年代构建应通过多元证据的互校和整合来加以完善。5年，国家博物馆征集入藏了1件爯鼎和2件爯簋，它们与此前所见的3件爯器应属同一青铜器组合。国博所藏的3件爯器造型庄重，纹饰精美，且器内均铸有相同内容的长篇铭文，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和艺术价值。诸件爯器的铭文记载了器主人爯受赐于遣伯、遣姬，因感念其高尚的道德言行，铸作宗庙彝器以奉祀其文考的历史背景。铭中"遣伯""德音""余一子"等称谓、用辞均属金文首见，为研究商周时期的遣氏家族及相关历史、语言、文化提供了新的依据。从几件爯器的形制、纹饰、铭文及等级规格来看，该组青铜器约铸造于西周中期，其器主人爯的身份大致相当于诸侯国封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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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根据字形比照，将新见铜器鲍子鼎铭文中的"思"改释作"瞏"，并将鼎铭与邿子姜首盘铭文进行对比，认为二器中的"及"用法相同，皆应理解为"跟、同"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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