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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对令鼎铭文一些关键字句和藉田礼的举行时间、仪节及其与燕射礼的联系及其他相关问题作了新的考释与论证，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令鼎铭文没有记时语，所记大藉礼是周昭王在初春开耕时举行的一次藉田礼，王驭、耕、觞均是藉田礼的重要仪节，觞在藉礼与射礼两个礼仪之间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其举行地点西周时期是在藉田礼的现场，春秋战国时期则改在太寝，名称也由觞、飨食而变为劳酒；这次大藉礼的礼仪行事有些流于形式，说明当时礼仪制度的践行就已经开始向草率方向发展；溓宫应释为康宫，该铭又为康宫原则增添一例证。二里头文化的14C测年研究早在上世纪7年代即已起步，但据其所构建的二里头文化年代框架，始终与考古学分期方案及天文学推算成果之间存在诸多矛盾。近年来14C数据的屡次修订无疑加剧了这种矛盾，使得二里头文化的编年体系与"陶器敏感范围"及"五星聚合时间"的分歧越来越大，并在一定程度上对周边文化的年代学成果形成了冲击。实际上，这些问题的产生都源于14C研究自身的局限。因此，正确认识采样的偶然性、测定的相对性及拟合环节中考古学背景的不确定性，是探索二里头文化年代的理论基础。除此之外，加强相关学科的沟通与交流，打破"中原本位"意识的束缚也极为必要。总体来看，当前的14C技术尚不足以支撑二里头文化的定性研究，而只宜作为参考。二里头文化的年代构建应通过多元证据的互校和整合来加以完善。5年，国家博物馆征集入藏了1件爯鼎和2件爯簋，它们与此前所见的3件爯器应属同一青铜器组合。国博所藏的3件爯器造型庄重，纹饰精美，且器内均铸有相同内容的长篇铭文，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和艺术价值。诸件爯器的铭文记载了器主人爯受赐于遣伯、遣姬，因感念其高尚的道德言行，铸作宗庙彝器以奉祀其文考的历史背景。铭中"遣伯""德音""余一子"等称谓、用辞均属金文首见，为研究商周时期的遣氏家族及相关历史、语言、文化提供了新的依据。从几件爯器的形制、纹饰、铭文及等级规格来看，该组青铜器约铸造于西周中期，其器主人爯的身份大致相当于诸侯国封君。忻州九原岗北朝壁画墓，从壁画人物形象、墓葬规格等判断，墓主可能是北魏末年一代枭雄尔朱荣。但是从壁画《狩猎图》之《射鹿图》看，墓主更可能是尔朱兆。14年1月河南省鄢陵县局破获一起文物盗窃案时，发现一通北齐皇建元年道弼造像碑。碑阳雕大小佛龛7个，碑阴刻造像题记。根据造像内容可知，这是一件反映三世佛传承系谱的造像碑。本文对其造像内容、题材、艺术风格等进行介绍研究。
康有为的"新"构想经历了三个历史时期。从1889年到戊戌维新之前，是其"新"构想的阶段。此一阶段的"新"还不是一个国家概念，是希望人移民巴西开辟新地域。戊戌维新时期，康有为的"新"构想主要体现为大力宣扬变法维新，希望通过改良方式变清王朝为君主立宪国。这是他"新"构想的第二阶段。这时的康有为开始从国家体制着手，他构想的"新"是资本主义式的君主立宪国家。时期，康有为多次使用"新"一词，拟定新议章和新草案。这一时期，他的"新"构想主要是倡导虚君共和制，明确职责及。康有为"新"构想的内涵始终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而"救亡"始终是其"新"构想的出发点和归宿，其每一阶段"新"构想的内涵都有一定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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